70年代末年，我的行囊里揣着父亲20块钱买的一台微型收音机离开家乡去上大学。那是我当时所拥有的最贵重的财产，一路惦记守护牵挂。在那个年代，拥有一台收音机，你就拥有了整个世界。收音机伴随着我度过四年大学生活，四年以后，鬼使神差，我的工作单位竟就是以“广播”二字命名的这个新闻单位。
寂静的乡村第一次响起现代声响，应该就是有线广播了。我的个人记忆无法确定有线广播是什么时候进入我们那一带广大农村的家家户户的，是60年代末？还是70年代初？我不能准确回答。我只记得我和弟弟妹妹都还不大的时候，有一天父亲把一个黑色喇叭状的东西拿回了家，说是接了线就能听“戏”。父亲接来接去的，果然，一会儿里面就传出了尖厉的声音，听起来不太好听，却是真能听见里面唱“戏”。这么神奇的东西，我们家怎么能买得起？于是我问父亲：“这东西多少钱买的？”父亲笑说“二分钱！”
这二分钱的东西我们听了一阵，因为总是断线短路，我们没有多少兴趣。后来，父亲又买来一个带有精致黄色木箱、中间还有圆形绸布装饰的扩音装置的广播，父亲把它高高地挂在墙上。作为家中老大的我忍不住又问了价格，父亲告诉我四块钱。县广播站女播音员的声音至今还似能从耳边想起。每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就坐在炕头上听广播。广播里既有新闻，也有样板戏唱段，还有配乐散文诗歌。样板戏的普及有线广播功不可没，翻来覆去地唱，孩子们唱腔道白都学会了。我们这一代人也就在样板戏的喧闹声中长大了。除样板戏以外，印象最深的广播节目是配乐散文《朝霞》《枫叶红了的时候》和山东快书《二分钱》。
80年代初期，涉足“广播”这样一个媒体机构，我却一直没有干上广播这个行业，我为此一直深深遗憾，经过几番努力终也没能如愿。那时侯电视刚刚兴起，总觉得电视是一个体力活，不适合女性；而广播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媒体了，影响力大，也比较适合女性。找机会尝试过几次现场录音报道、专题报道等广播独有的报道模式。经过几番努力终也没能如愿，也就只好作罢。
80年代后期，到进入90年代以后，在电视日渐红火的年代里，广播日渐衰落，走了下坡路。广播的重生，在于反常规之道而走“窄播”之路。针对每个个性人群，设定一种模式。尤其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新兴产业、新兴阶层的兴起，为广播变窄播提供了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