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现代：关于学校的记忆

deng 发表于 2008-4-23 16:44:03 学校是每个人最初成长的摇篮，我的摇篮因为赶上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正如火如荼的时候而风雨飘摇，又因为原有的简易和陈旧且不完善而更加摇摇欲坠。不过，又因为那正是我人生经历中最重要的成长阶段，至今想起，充满艰涩而美好的记忆。 记得是１９６９年的夏天，我正光着脚丫在河边撒野，同村的一个小哥哥来找我去上学。我高兴地跑回家告诉妈妈，妈妈立刻用花布给我缝了一个书包，第二天我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那个年代每个村庄都有一所自己的小学校，我们的学校在村庄的中心位置。我记得当时一年级是和五年级混班的，五年级的大学生用的是泥巴石头垒起的课桌台，我们一年级的小学生则需要自己从家里带一个小板凳或者蒲团马扎儿，间插在两行课桌台之间的缝隙里。我的位置好像在一个墙角，只记得教室地面上潮湿肮脏拥挤，成天摩擦在高年级同学的脚下，没有多少心情听老师讲课。  终于，上到二三年级的时候学生多起来了，村里决定拆掉旧学校，重新建造新的学校。我对旧学校没有一点留恋，希望快点拆掉它。拆旧建新期间，我们没有地方上学了，村里联系了一处闲置的民房，那是一对老年夫妇家的厢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带着小板凳到人家家里去上学。房子门口处横放着一个长长的大木箱，起初没有人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家什，后来大家都知道了，那是没有儿子的孤老夫妇自己为自己准备的合葬用的棺材。倒也没有人觉得害怕，反而还有人经常不经意地往上面坐。慈祥的老夫妇经常在我们眼前走来走去的，想着那将是他们的安身之处，也为他们感到安慰。但是，这倒让那段短暂的生活永生难忘。 新学校宽敞明亮，玻璃门窗，木制的课桌椅，还有运动场，学生也不用混班了。老师似乎也配备得全了一些，不只是民办教师了，乡里派来了两个公办教师。有意思的是，这两位老先生多年前都曾经当过我妈妈的老师。他们都是数学语文图画音乐都能教的全能老师。于老师已经接近于退休年龄了，我此生受过的仅有的美术教育来自于他老先生。他教我们学会了画苹果、国旗、水杯等简易图形，尤其他坚持每周开一次毛笔字课。于老师自己写字帖，学生每人一张，用于描画和临摹。学了不到一年，我摹写的毛笔字每张都能有几乎半数的字被他用红笔画双圈了。可惜后来上头不让教了，反而让我们用毛笔学写大字报。 我的初中是到乡镇驻地去上的，叫做联办中学。学校离家五华里，在当时属于比较完善的中学了。每天早晨带着干粮步行去学校，中午在学校吃自带的干粮，喝学校里的井水。初中期间，很多时间都在进行各种名目的勤工俭学劳动，采槐树叶、搂草、复收，支农、学工都干过，劳动的快乐充斥着我的初中生活。我初中即将毕业的那一年，政治气候变了，随之宣布恢复高考制度。我们学校的很多年轻教师都参加了高考，不过多数名落孙山。我的梦想在升起和跌落之间徘徊了很久，徘徊着就进入了高中。 我的高中一半是在联办中学的“戴帽”高中上的，一半是在县一中上的。因为恢复了高考制度，所有学校都铆足了劲。县一中是一所很有名气的省级重点高中，为了迅速见成效，决定通过考试在全县范围内招收学生。我考取了。一年里吃住在学校，全力以赴学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最后冲刺的一个月中，主教生物课的班主任老师把生物实验室的钥匙交给了我，让我和另外几位同学周末有个安静的学习环境。生物实验室里洋溢着一种奇怪的气味，我们猜想那一定来自那具人体骨架标本，或者来自玻璃瓶里浸泡着的人体怪胎，想象中或许还有什么我们没发现的暗道机关。那人体骨架背后是怎样的离奇故事？那人体怪胎又有怎样的故事背景？飞扬的想象在紧张的高考气氛中无边地蔓延，难以自持。无庸置疑，这是我人生中最关键的一年，让我搭上了命运的末班车。  我的大学是在一所百年老校完成的。学校越大，好像就越不属于你自我，能依托记忆的东西越少。多年以后，我父亲去看了看我的大学，看过之后他惊叹：好家伙，真大！得有咱们村大啦！我上大学的时候，号称学生八千，教职员工八千，全国之最。现在，大学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地长高长大，膨胀到极至，很多大学的外在气派早已不输牛津哈佛。我的大学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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