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我国新闻媒体历来把正面报道作为新闻传播内容的主流，以灾难新闻为代表的负面报道一般被视为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无益于鼓动群众激情的新闻题材。本文认为，信息透明公开化、准确前提下时效性的加强、报道中人文关怀的倾注都有利于负面消息的正面效应塑造。

关键词：负面报道   灾难报道  人文关怀  时效性  透明

　　新闻传播要为大众描绘真实、全面的社会图景，就应从宏观上保证反映社会生活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生活中发生的新闻事件既有积极向上的，也有卑劣肮脏的。只报道正面的，必然会导致一种内容上的缺失，也很难在宏观上和整体上保证其真实性。

　　灾难，分为自然性灾难和社会性灾难事件两类，也就是“天灾”与“人祸”。灾难报道，是指以灾害孕育、发生、发展、危害及预防、抗灾、减灾等人类与之斗争为题材的新闻报道。美国新闻学教授比尔?伯尼博士曾说:“对新闻媒介来说，最有市场价值的是交通失事、水灾、火灾、地震、谋杀、战争、行业纠纷以及死亡和伤害。”[1]灾难新闻几乎涵盖了新闻价值的所有要素：突发性、显著性、异常性、接近性、重要性和人情味，很容易激起受众的兴趣，因而灾难报道被认为是新闻的“富矿”。2004年第十四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30件获奖作品中，有关灾难的各类新闻题材达13篇。在普利策奖80多年的历史中，绝大多数获奖作品属于灾难报道。灾难是一个永恒的题材，也是新闻报道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领域。

　　一、灾难报道缘何产生负面效果

　　我国新闻媒体历来把正面报道作为新闻传播内容的主流，以灾难新闻为代表的负面报道一般被视为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无益于鼓动群众激情的新闻题材，只能产生负面效果。灾难新闻之所以会产生负面效果，除了灾难是瞬间爆发的、本身具有不可控制性和难以预料的破坏性外，也有深层次的外部原因。

　　1.1 宣传指导原则：“宁慢勿抢”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协调和归口管理国内灾难事件发布是我国现在重大灾难新闻发布机制。出于维护大局的需要，我国试图共同建立起“多种媒介，一种声音”的超稳定传播秩序，对如何报道、报道时机以及报道的范围均有严格的限制。这一点尤其集中体现于灾难事件中的伤亡、损失、原因等敏感的内容方面，“等一切都弄得准确无误再发消息”的陈旧观念仍然存在于媒体中间。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了大地震。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通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对受众想尽快了解的灾难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等只字未提，重点放在了人与灾难作斗争上，直到1979年我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唐山大地震的具体死亡人数才首次披露。

　　类似的还有发生在云南通海的地震，地震发生在1970年1月5日，事隔30年，云南通海县举行大地震30周年祭集会时，才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这场大地震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这场大地震是仅次于唐山大地震的大地震。“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件，在事发8个月后，《工人日报》才做出报道。

　　1.2 报道模式的固定化

　　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指出，人文主义的范畴与内涵随着时代、地域而不断发展，但始终坚持“两个核心”不变，核心之一就是以人和人的经验为关注对象。

　　报道模式的固定化可以看作是人文关怀缺失的表现之一。不少灾难报道的通用模式表现为：首先点出事故的基本要素，如发生的地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故以及经过调查后的死伤人数，紧接着是各级领导紧急奔赴事故现场指挥抢救、看望伤员及家属以表深切关怀，然后就是开始报道上级部门就此次事故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力抢救伤员、安抚家属、维护稳定、查清原因，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不少媒体和记者用一种近乎冷漠的笔调记录着一次次的事故。而对普通群众急切想知道的问题却一笔带过。前文提到的唐山地震的消息对地震灾情的报道过于简约，导语只有十几个字的概括陈述，而对受众最为关心的受灾情况，只有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重点却放在人与灾难作斗争上，即放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方面。

　　1.3 报道内容的娱乐化、低俗化、媚俗化

　　我国灾难报道也存在着报道内容娱乐化、低俗化、媚俗化的问题，以暴露、猎奇、片面吸引受众为目的，对灾难的当事人或亲属的痛苦很少提及。发生在南亚、东南亚的地震海啸，有些媒体将灾难的娱乐价值让位于新闻价值，《李连杰马尔代夫遇海啸  凭真功夫保障家人平安》，实际上，李连杰一家脱险并非靠其真功夫，这种标题无非是渲染其武打明星的背景报道。2004年某电视台在报道俄罗斯别斯兰事件的同时，竟然还对死亡人数进行了“有奖竞猜”。在有关车祸的报道中，某报社用了《车“接吻”人相斗》这样的标题报道两辆小轿车相撞，将类似于“接吻”、“拥抱”这样的词语应用于标题以吸引受众眼球的报道并不少见。

　　二、如何实现灾难报道的正面效应

　　 “天灾”、“人祸”在任何国家、从古至今都一直存在。在“地球村”的背景下，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概念，形成了跨国界、跨文化、跨语言的全新空间。面对灾难报道，媒体要做的是如何去报道它以达到化解矛盾、稳定秩序的目的。我国灾难报道在正面效应塑造中大致存在以下几个趋势。

　　2.1 加强信息的透明公开

1987年7月18日，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新华社在《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突发事件凡外电可能报道或可能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应及时作公开的连续报道，并力争时效赶在外电、外台之前”。[2]1989年，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道工作的通知》再次提出，“对空难、海难、铁路公路交通等国内发生的恶性事故，中央新闻单位要抢在境外传媒之前发出报道。”[3] 90年代后，中国的灾难报道有了明显的、突破性的进步，总的趋势是由控制过严过死向逐步宽松的方向转变。这可以从禽流感的报道中体现出来。

当禽流感在亚洲国家肆虐时，从2003年1月15日起，新华社就开始了对禽流感疫情的连续报道，春节期间也从未间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月27日，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最终确诊发生在广西隆安县丁当镇的家禽死亡，为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同一天，新华社对内对外播发了中国确认在广西隆安发现禽流感疫情的重要新闻《广西隆安高致病性禽流感确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外公布动物疫情。我国的法律没有规定要对外公布动物疫情，这次主动公布行动，标志着我国政府在应对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的态度上，更加主动和透明，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之前对新疆克拉玛依友谊宾馆火灾、武汉长江大桥附近发生公共汽车爆炸案、山东烟台海难等灾难的及时报道，没有产生副作用，反而收到了以正视听、稳定人心的良好效果。

　　2.2 注重报道的时效与准确

　　“准确”与“时效”历来是新闻传播的两个基本原则。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群众对知情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媒体要在准确的前提下加强时效性。

　　1998年1月，河北张北地震发生仅半小时，中央电视台记者就从北京乘车出发，抢在救援人员到达之前赶到地震现场，并在震后6个多小时发回第一条新闻[4]；在时效性方面做得最为突出的，恐怕莫过于《中国青年报》记者对1998年抗洪的报道。1998年8月7日13时左右，长江九江段四号闸附近决堤，《中国青年报》特派记者贺延光在16时5分用手机向远在北京的报社编辑部实况“播报”了一条简讯:“今天13时左右，长江九江段4号闸和5号闸之间决堤30米。洪水滔滔，局面一时无法控制。现在洪水正向市区蔓延。市区内满街都是人。靠近决堤日的市民被迫向楼房转移”。此后，记者每隔半小时向报社发一条简讯，到次日零时45分一共发了8条。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在一版将8条简讯原封不动地集纳刊发，并冠以《九江段4号闸附近决堤30米》的标题，分别从各个角度、逐条递进地将决口现场洪水滔滔、军民奋力抢堵的现场情景，及时、真实地向读者作了报道。[5]

　　2004年10月20日22时9分大平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后，21日清晨，新华社记者就赶到了大平煤矿，中午12点31分，一篇标题为“河南大平矿难92人被困井下生死不明”的报道就出现在新华网上。10月22日，中国青年报也发表了标题为“矿难现场追踪:紧张的大平  静默的大平”的报道。而2003年底以前，对矿难的报道没有如此及时，都是事过一周甚至半个多月才见诸主流媒体。透过这些客观真实的报道，人们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活，更加理性的对待灾难，直面曲折，更加顽强的争取人类的生存权。

　　2.3 人文关怀的倾注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融入作者感情的新闻作品才能让受众感动，从而增强灾难新闻的报道效果。人文主义关怀誉为人类苦难的“温柔抚摸者”，因此，灾难新闻除及时地报道灾难，理智地、科学地分析灾难之外，还应力求把受众的内心体验放在心上，让受众看到生命在灾难中的真实情状，彰显灾难中生命的尊严与价值，把人文主义关怀精神渗透在各种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之中。

　　我国建国以来灾难新闻报道大致可以分为较为明显的两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前着重对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进行报道，引用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话，灾难报道理念就是：“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20世纪80年代之后侧重对灾难性事件本身和灾难性事件受害者进行报道，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2000年肆虐华北、西北的沙尘暴等一系列新闻报道都注重对“人”的关注。

　　以海啸为例。中央电视台在2005年1月10日的《新闻调查》节目中让我们看到的是人面对灾难的无助与抗争，而不是在灾难面前的绝望感、毁灭感和死亡感。《羊城晚报》12月28日Al版标题《24000人殁于大海啸》，其中，“24000”用了醒目的黄色，“人”字用了凝重的黑色，“殁于大海啸”用了肃穆的白色。一个“殁”字将媒体的情感融于其中。12月29日A23版的《南方都市报》用了大标题《推土机掘墓  数百人同眠》，以“同眠”告慰遇难者及其家属，避免加重人们的心理承受负担。从整个海啸报道来看，大量增加了对于灾难本身的报道，但并不渲染灾难；并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评论与事实的分开、议题总体上的平衡设置，等等。

　　三、正面效应塑造中应注意的问题

　　当然，报道灾难性事件，也不能盲目求快，还要注意报道的时机，灾难事件是一个过程，报道不能只停留在事件的发生阶段，而要注意其发展变化，做到全面反映有始有终，要做到宏观信息与微观信息的配套报道。要让原始状态的负面信息经过报道后产生正面效应，对灾害报道遮遮掩掩和过于热衷的两极做法都是不正确的，也不可能取得好的社会效果。不缩小，也不夸大；不遮掩，也不渲染；客观地将真实的情况告诉受众才是正确的态度。(华中科技大学 陈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