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o系带皮鞋朋友问毛泽东为什么会在临终前最终选择了华国锋做接班人？我觉得是这样，选择华国锋其实也不是毛泽东的本意，是毛泽东在政局动荡下的无奈选择，他实在太老了 ，他已经没有精力在邓小平被打倒之后再培养新的更加称心如意的接班人了 ；但同时，选择华国锋也是毛泽东在政局动荡下的明智选择，因为他没有把权力交到“四人帮”的手里，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他仍然保持了最后一份难得的清醒。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标准有两条：
    一、他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和拥护“文化大革命”。
    二、他必须是“元老派”和“新贵派”两方面都能接受的人选。
    在刘少奇被打到之后，对于毛来说，选择接班人的压力并不大，因为他那时斗争精力还旺盛，以至于可以领导中国进行一次他认为的新的“长征”——文化大革命。
    他选择了林彪。因为林彪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者，是“个人崇拜”的直接发起者（后一点很重要）。
    但当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也倒台之后，毛则遭受了重大打击， 以至于身体迅速衰老，出现了多种危险的疾病，从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两次重病发作。起初是大叶性肺炎，不停地咳嗽，坐在沙发上，夜不能寐，终于发展到肺心病，甚至出现缺氧昏迷。 不久，又爆发了更为危急的一次，即2月12日凌晨的突然休克，以至于吓得周恩来总理在到达游泳池后竟然下不来车。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打击不仅是身体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因为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成功和胜利的一个重要成果，是“粉碎”了刘少奇集团 ，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副统帅”上台了，而正是这个手里永远举着一本鲜红的语录，表达着无限忠心的“接班人”却要把他炸死，通过政变谋求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可想而知，毛的心里是多么震惊和伤心，更重要的是，“林彪”的叛逃无疑在人们的心目中，对“文化大革命”是否正确划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77岁高龄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再次面临选择接班人的尴尬境地。
    毛泽东首先看中了王洪文。
    因为王洪文符合毛泽东的选择标准：“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毛泽东1965年3月18日在杭州会议上的插花）”

毛泽东很重视接班人的工农商学兵背景，当年培养毛岸英，毛泽东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比如他让毛岸英在从苏联回国学习中国语言，这是熟悉中国文化；让他跟着劳动模范种地，参加土改，这是熟悉农业；让他去北京机器总厂，这是熟悉工业；尽管毛岸英在苏联就参加过卫国战争，但那毕竟是在苏联，因此，毛泽东又把毛岸英交给彭德怀，带他去朝鲜战争一线，这是熟悉中国军事。但很不幸，毛岸英竟然在志愿军司令部被炸身亡，这是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的。否则，毛岸英以后在中国政坛的地位殊难预料。会不会象今天的朝鲜一样，还是个未知数。

王洪文的经历与毛岸英十分相似，他在老家吉林省长春市种过地，１６岁时报名参军，跟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 ，在部队入了党，１９５６年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 ，是不折不扣的“工农兵干部”。关键是王洪文在文革中成为上海“工总司”的司令，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曾亲手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安亭事件”，直接点燃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导火索，从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和坚定支持者，所有这一切“红色履历”，都成为他引起最高领袖注意的雄厚资本。按照毛泽东“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标准，王洪文几乎完全具备。后来毛泽东一再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这样，在党的九大上，王洪文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在党的十大上，几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这个留着小平头的年轻人走在政治前台，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随后一跃而成为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总理之后，成为党内“三号人物”，也成为事实上的“接班人”。

但王洪文最终没有接班，其原因不是政治立场有问题，而是他违背了我们前面说过的毛泽东选择接班人标准的第二条：这个人必须是“元老派”和“新贵派”两方面都能接受的人选。

在文革中，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两派，一派姑且可以称之为“元老派”，以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为、李先念等代表；一派姑且可以称之为“新贵派” （都是在文革中崛起的政治力量，有些被称为“儿童团”），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为代表。

 毛泽东本来指望王洪文到中央后能够主持全局工作，不希望他卷入两派的斗争，但让他失望的是，王洪文很快便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搅在了一起，成为他们的传声筒。对此，毛多次提出批评，特别是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王洪文受江青、张春桥指使到长沙“告御状”使毛对他彻底失望了，毛当面提出了严厉批评：“我看不出什么大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1974年12月23日，毛泽东再次批评坐在一边的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 团结起来! 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毛泽东用手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比他强，他没有邓小平强。”

应当说，四届人大是一个转折点，会议开过之后，毛泽东就打发王洪文离开北京，到上海“帮助工作”去了。这标志着毛泽东事实上已经否定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因为他看到，王洪文已经成为“四人帮”中的一员，他不过是江青、张春桥手中的一张牌，一个走卒，不具备领导中国的能力。据说他后来也反思说：王洪文当时提的快了，没有考虑好，这是我的错误。此人没有经历过风雨，以后恐怕要补课。”
    而在四届人大上，随着毛泽东钦点邓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后来又选举他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把党政军大权一股脑交给他时，就标志着毛泽东已经把邓小平当作了继王洪文之后的新的“接班人”。

选择邓小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毛泽东这时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文化大革命已经“破”了八九年了，国家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文革新贵们都是“破”的行家，却不是“立”的能手，靠他们搞建设是不行的，毛在评价张春桥时就说：“春桥是思想家，比陈伯达强，他的特点是肯于动脑筋，弱点是经济上不行，在军队里面也没有威望。”国难思良将，当此国家为难之时，毛想到了邓“人才难得”，决定重新把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但邓小平同样没有成为毛心目中理想的接班人，一方面，邓同样不是两派都能接受的人选，王洪文不能容于“元老派”，邓也不能容于“新贵派”，他和江青可以说是水火不容。但这还不是他的核心问题，他的核心问题在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毛的心目中，任何人反对文化大革命都是他不能容忍的。他在临终前曾经说：“我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可见，文化大革命在毛的心目中具有崇高无上的位置，因此，当后来毛远新高再次“告御状”，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时，毛泽东怵然警觉，他决不允许任何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因此，他提议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决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并亲自定下调子：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但这也被邓委婉拒绝了（这是邓的历史上最闪光的一笔，为他后来彻底否定文革埋下了伏笔，否则就没有说服力），邓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园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这是借用毛泽东在1975年说过的一句话： “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不知道，桃花园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

在认清了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后，毛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于是决定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打倒邓下平。

而这时，距离毛泽东去世已经不到一年的时间了。这样，随着邓小平的被打倒，82岁的毛不得不再次回到了一个原点：选谁做自己的“接班人”？

毛想到了华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