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生态出现的三大新时代特征
2008年，一系列重大事件显示出中国传媒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传播生态，即全球化时代传播、风险社会中的传播与网络化时代的传播。
一、全球化时代的传播：争夺话语权。全球化时代或许始于10年、20年前。这个时代，一方面为建立世界共同秩序要求各国在许多领域和利益做出让步，另一方面各国为维护捍卫本国利益在世界舞台上的较量更趋激烈。此种斗争在新闻传播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样是突发事件，西方媒体抓住中国媒体对“3．14”反击不力，开动全部舆论机器，污蔑“中共血腥镇压藏人和平请愿”，造成国际舆论一边倒地指责中国政府。而在在“5．12”抗震救灾斗争中，我们抢在西方媒体前面，在第一时间公开透明真实地报道了灾情和救灾情况，争得了话语权，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称赞。它说明只：有先发制人，才能掌握国际传播的主动权。
二、风险社会中的传播：把握透明度。上世纪80年代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灾害、危机、突发事件频频发生并经常与社会矛盾纠缠在一起。正确传播和把握好灾害的信息报道是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举措；信息透明是化解风险的关键；公开及时的信息既可保持社会稳定，又能提高人们战胜危机的信心。有鉴于此，SAHS等重大事件以来，有关部门先后制定、修改、颁布、执行了一系列关于公开及时报道灾害信息的法规，为媒体透明报道突发事件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和政策保证。
三、网络化时代传播：掌握舆论引导权。进入新世纪，网络等新媒体异军突起并成为群众的舆论平台。许多“负面新闻”都是网络率先披露的。网络与广电等旧媒体有时各自为战，有时发生矛盾冲突，正负效应时有反映。网络舆论的草根性、自发性、随意性及虚假新闻、非理性情绪提醒传统媒体：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坚持用权威准确的信息引导社会舆论。这也是报纸广播电视等旧媒体在网络时代赖以生存的前提和立脚的根本。
（李良荣、孟慧丽文，摘自《现代传播》2009年第2期
一、全球化时代的传播：争夺话语权。全球化时代或许始于10年、20年前。这个时代，一方面为建立世界共同秩序要求各国在许多领域和利益做出让步，另一方面各国为维护捍卫本国利益在世界舞台上的较量更趋激烈。此种斗争在新闻传播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样是突发事件，西方媒体抓住中国媒体对“3．14”反击不力，开动全部舆论机器，污蔑“中共血腥镇压藏人和平请愿”，造成国际舆论一边倒地指责中国政府。而在在“5．12”抗震救灾斗争中，我们抢在西方媒体前面，在第一时间公开透明真实地报道了灾情和救灾情况，争得了话语权，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称赞。它说明只：有先发制人，才能掌握国际传播的主动权。
二、风险社会中的传播：把握透明度。上世纪80年代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灾害、危机、突发事件频频发生并经常与社会矛盾纠缠在一起。正确传播和把握好灾害的信息报道是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举措；信息透明是化解风险的关键；公开及时的信息既可保持社会稳定，又能提高人们战胜危机的信心。有鉴于此，SAHS等重大事件以来，有关部门先后制定、修改、颁布、执行了一系列关于公开及时报道灾害信息的法规，为媒体透明报道突发事件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和政策保证。
三、网络化时代传播：掌握舆论引导权。进入新世纪，网络等新媒体异军突起并成为群众的舆论平台。许多“负面新闻”都是网络率先披露的。网络与广电等旧媒体有时各自为战，有时发生矛盾冲突，正负效应时有反映。网络舆论的草根性、自发性、随意性及虚假新闻、非理性情绪提醒传统媒体：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坚持用权威准确的信息引导社会舆论。这也是报纸广播电视等旧媒体在网络时代赖以生存的前提和立脚的根本。
（李良荣、孟慧丽文，摘自《现代传播》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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