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的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名外国学者与会, 其中80 余位代表在会上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这次会议展示了我国传媒业发展和传媒经济学术研究的成果，搭建起了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与世界传媒学界沟通的桥梁。1在这次学术会议的前后，中国传媒经济学界对于传媒经济研究的历史、方法、范式以及中外研究的差异等进行了广泛的关注，同时对于传媒经济理论研究还产生了一些争鸣与探讨。
1、 传媒经济的历史梳理与现状解析
　　在传媒经济的历史梳理方面，陈中原的《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简要回顾》（《新闻大学》2005年春季号）一文可称高屋建瓴，作者根据历时5年搜集整理的传媒经济学文献资料, 以关键词为基准, 对学科发展的史实进行了简要梳理分析后认为：近百年的传媒经济学的发展大约可划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之前为各个部门传媒及其学科独立发展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为部分传媒产业走向联合和学科综合发展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媒体呈现高度集中与学科聚合发展的新阶段。作者还在论文中列举出各个阶段的主要研究著作和重要学术期刊，勾勒出一幅西方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地形图”。
　　瑞典延雪平大学的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的论文《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与范例》，则更为细致地回顾了传媒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历程、研究方法以及不同时期的研究议题，指出传媒经济学是构建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之上的应用性学科, 它致力于研究经济和金融力量如何影响传媒体系和传媒组织。文章认为, 西方传媒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范例包括理论型、应用型和批评型范例;其研究方法可分为行业市场研究、公司研究和影响力研究。在介绍西方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同时,还简要回顾了传媒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这篇论文的发表为传媒经济研究者理清了脉络，构建出框架，指明了研究的进路。
　　在传媒经济的发展现状研究方面，2005年—2007年出现了一系列“超分析”研究的成果。有学者对美国《媒体经济学》杂志1994—2005年所发表的170多篇原创性研究论文的内容分析认为：（1）在研究对象上，该刊以电视、报纸等传统主流媒体为主，因特网的研究有增加的趋向，但是电信的研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2）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运用计量经济学研究媒体企业经济的特点，但数据采集使用的是传播学抽样调查的方法，与经济学通常公开数据的方法有所不同。（3）产业组织理论是其主要的理论基础，研究的主题集中在媒体企业的“结构—行为—绩效”（SCP），对于产业组织理论新的内容和新的分析方法鲜有涉及。（4）理论创新不足，有系统的假设、定义的媒体经济学理论或模型尚未出现。2还有研究者对该刊自1988年创刊至2004 年的论文目录和部分全文进行了分析, 认为媒介经济研究的主要力量集中在美国, 近年来, 欧洲和亚洲的研究者不断加入该刊文献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媒介市场, 近年来亚洲和欧洲国家媒介市场偶有涉及该刊文献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 基本采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以数理模型为主的计量研究方法占据主导地位。3针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的现状，有学者通过对1996年—2005年《新闻与传播研究》和《新闻大学》两本专业期刊的内容分析，对10年来我国传媒经济研究做整体上的梳理。研究发现，新闻传播学研究者构成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主体人员，而经济学、管理学研究者则普遍缺席。传媒经济研究具有突出的应用导向和实践特点，媒介组织经营与管理议题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但遗憾的是，传媒经济研究很少获得社会资助。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研究者大多是独自作战，合作研究自2003年起呈急剧增长态势。报纸媒介仍是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研究对象。4比对这些论文，我们就可以俯瞰到传媒经济研究的中外差异与差距。
2、 传媒经济理论研究的争鸣与探讨
　　从中国传媒经济理论研究伊始，“真理越辩越明”的争鸣与探讨就在不断深入的研究进程中屡屡现身，通过这些辩论式的思考和研究成果，我们对于传媒经济学的许多基础问题加深了认识，有些已经达成了共识。
　　传媒经济研究者来自不同的学科，其采取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也不尽相同，这些差异性的存在为中国传媒经济理论研究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引发了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学科属性之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向何处去”的学科定位问题，在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经过一个阶段的大发展后迫切地摆在研究者的面前。《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发表了中国传媒大学周鸿铎教授《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我的传媒经济理论形成过程》一文，文章回顾了作者28 来研究传媒经济的经验, 梳理了作者传媒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 即1979 年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广播电视, 到1992 年后由单一的经济学研究转向应用传播学研究, 以及2003 年构筑应用传播学完整体系, 指出由于传媒具有政治和经济双重属性“单一的媒介经济论”不能解决其实际发展中的诸多问题，认为传媒经济的学科性质是应用传播中的一门新兴学科, “只有从应用传播的角度, 才能科学地回答和解决媒介活动中的各种问题”。对于这个观点，有学者撰文予以反驳，认为将传媒经济、传媒管理一概纳入应用传播学之下有形式化之嫌。传媒经济研究位于多个学科的交叉地带,应该鼓励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从经济学、管理学、文学、政治学、法学等不同门类进行研究。文章的最后还对“为什么传媒经济学还不是一门成熟的经济学分支?”的问题进行反思，认为属于传媒经济学自己的话语尚不成系统，传媒经济领域涉及政治、社会、文化因素相分离, 难以对它进行独立地观察和精确地测量等。5
　　在传媒经济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上，有研究者认为它属于产业经济学的范畴，与系统经济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系统经济条件下，传媒是经济系统的构造元素。成由于传媒产业不遵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应用传统的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传媒经济是没有出路的, 系统经济学为传媒经济学提供了最新的研究方法, 传媒经济大大丰富了系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6这就为传媒经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正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言，学科的发展与研究范式的突破紧密相联，经过学科定位与研究范式的争论，我们期待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新突破和大发展。
　　继20世纪80年对传媒产品是否具有商品属性的问题大讨论后，随着传媒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2006年有人对传媒产品是否公共物品进行了探讨。《传媒业的内容产品是否是公共物品？》一文的作者认为，在公共品概念体系里，凡是传媒业销售的内容产品都是准公共品；在实践中, 传媒业内容产品由于受体制的影响, 会以公共品的形式被提供；传媒业内容产品的公共品或准公共品属性，会随着其所在国家与地区传媒体制以及技术的变化发生变化。7反对者认为广播电视业的内容产品是准公共产品，而纸质媒体的内容产品属于私人产品；技术进步可以改变传媒业内容产品的属性，但体制并不影响其属性。8还有研究者以经济学中有关私人物品、公共物品等概念为分析工具，论证了“新闻是公共物品”9的观点。
　　“传媒经济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新世纪之初曾经热烈讨论过，一般而言有“注意力经济”、“影响力经济”、“舆论经济”三种说法。在数字传播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新情况下，有研究者对这个问题再次探讨，认为方兴未艾的数字传播技术革命将有力推动内容服务产业化的步伐，内容服务的本质是版权经济, 广告服务的本质是注意力经济。传媒产业的经济本质具有双重内涵: 版权经济和注意力经济。10这无疑是新媒体发展带给传媒经济界的新的启示。

                                                    上海大学影视与传媒产业研究基地研究员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2008级博士研究生    高红波

1 郑保卫：《媒介产业：全球化·多样性·认同》序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2 李贞芳、李燕：《媒体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方法、理论性及问题——对1994—2005年<媒体经济学>杂志的实证分析》，《新闻大学》，2005年冬季号。
3郭志法、刘年辉：《美国媒介经济研究的进展——从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反映的学术动态》,《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 年1 期。
4 章平、池见星：《10年来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回顾——对1996年至2005年<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的实证分析》，《新闻大学》，2007年第2期。
5支庭荣、谭天、吴文虎：《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的弃儿——与周鸿铎教授商榷》，《现代传播》，2006 年第5 期。
6 昝廷全：《论传媒经济学与系统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现代传播》，2006 年第6期。
7 张辉锋：《传媒业的内容产品是否是公共品? 》，《国际新闻界》，2006 年第2期。
8 肖赞军：《传媒业内容产品的产品属性及其政策含义——兼与张辉锋博士商榷》,《国际新闻界》，2006 年第5期。
9 马锋：《新闻即“公共物品”——一种经济视域的分析路径》，《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8期。
10 汤李梁：《传媒经济本质的双重内涵——对“影响力经济”的再反思》，《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