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异香绝色答明时》的后话
题目是引用的冯沅君写给郭同文诗其中的一句。
写这种正经八板的东西，真有些勉为其难，这其中有情谊、有友谊，还有些埋藏于胸中的愤义。不然，真不会这么费力不讨好地点灯熬油。
但是，写完交稿后，觉得还有些话想说，说了也白说，那也得说，就在这里说说：
郭同文是在山大中文系毕业，又在山大中文系教学的老师，他几十年都是在校园内度过的，生活的轨迹由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没有大的波澜起伏，和许多同类人并无二致。在采访了解他的过程中，我却发现他一些极不平常的遭遇。
他参加工作正逢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举的时期，他也亲身参加了这些运动。作为文化界人士，对此运动如果反对，类似赵树理等，难免戴帽子受批判，最少是保持沉默。如果支持，则作品很难站住脚，如红色歌谣，今天，连作者也不好意思往外拿了。郭的小说《小金麦的故事》，写了此时农村中的儿童的生活和教育，在家长日夜繁忙时，应该由集体认真管起来，写得入情入理，生活气息很浓，看不出“左”的狂热，倒有些“右”的温情。所写主题，当时固是大问题，今天也很重要。这篇作品当年就被给以较高评价，现在也能站得住。这是一奇，过来人都能体会，这不容易。
小说《小金麦的故事》发表二个月后，紧接着上海一位文艺理论家写了篇热情洋溢的评论，小说有6千字，这篇评论有1千5百字。今天读起来，这篇文艺评论也很典型，有理有据的指出此小说的主题是积极敏感的，是有生活的。又指出还有哪些不足，怎么写更好些。评论全无虚情假套。这篇评论的作者是——姚文元。1959年的姚文元，尚不似文化大革命中的显赫人物，也不是后来的四人帮，但也是知名的文艺理论家了。而郭同文才24岁，是刚毕业一年多的青年助教。郭同文对姚文元这一评论，悄悄放了起来，对谁也没讲。其间，文革中在姚文元最红的时候，上海写作组（石一歌）负责人，到山大，给他谈了二次话的时候，他也守口如瓶，只字未露。写到这里，我也只能叹服：好个郭同文，真有你的。
他当时如果说了，凭这一渊源，凭他的笔杆子，坐火箭或喷气式的概率是极大的。但是，当时如果攀援直上，今天的结局也可想而知。他不贪求新炊黄粱,因之逃脱了南柯一梦。这又是一奇，过来人也知道，这也不容易。
文革结束后，鲁迅研究一度处于低潮，这好象是对文革中大树鲁迅的否定吧。许多研究人员转了行。郭同文却拣起个冷而又冷的题目——《鲁迅青少年的故事》。在出版过程中，“卖不出去”、“没有读者”就不绝于耳。当时流行着伤痕文学，当时风靡着各种诗歌，以郭在生活中的亲历亲见，以他的学力，写这类题材，并不困难。但是,这本书终于出来了，被团中央推荐到全国，因而一版再版，都知道的原因，出版人不给数据，保守统计是20万册。我在采写中，对此书粗读一遍精读一遍，觉得这是下了功夫的作品，有一些第一手的资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写得有感情，越到后来越好。不信，您自己在百忙中找本看看，是值得一读的。
郭同文的书卖得好，但他只得到微不足道的一点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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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郭同文这些经历是不是很奇怪？我想，如果就此写“郭教授奇遇记”，肯定有新闻价值。
但是，报道不允许写这些，也许以后会可以。
